关于内蒙古“6·16”特大凶杀案，文史君在文章《1983年，内蒙古“牙克石特大案件”，17名女知青为活命主动脱衣迎合（上）》、《1983年，内蒙古“牙克石特大案件”，17名女知青为活命主动脱衣迎合（下）》中曾有解读，感兴趣的读者可搜索以上标题跳转阅读。
正因如此，1983年7月，邓公直接拍板：必须严打，从重从快！
1983年8月，我国出台了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，一场史无前例严打风暴席卷全国。
文件中的措辞极为严厉，明确要求：
“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，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，判刑一大批，劳教一大批，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，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。”
当时为了配合严打，国家还紧急决定，将死刑案件的上诉期从10天缩短为3天，严重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期限限制，从速审判、从速执行。
更要命的是，死刑核准权被下放到基层法院。
原本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，现在县级法院就能判。
公检法三家不再分设审查，而是联合办公、联合办案。抓到人，三家凑在一起商量个罪名，直接宣判。
效率之高，令人咋舌。文献记载，有案件从一审判决到二审驳回，再到押赴刑场，全程仅用3天。
当时枪毙了多少人？
那么严厉而疯狂的严打，当时枪毙了多少罪犯呢？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。
但是，官方从未完整地公布过三年的总数。
但有一份权威文献留下了关键数字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部分情况。
据1984年10月31日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：
“在第一战役中，法院判处861000人，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，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。”
要知道这还只是第一次阶段严打的数据，按计划，还将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，最后持续了三年。
不过，综合多方史料，文史君也汇总出了一个数据：
从1983年8月到1987年1月，先后开展了的三大战役，总共打掉了犯罪团伙19.7万个；抓获团伙成员86万人以上；破获新旧案件160多万起。
另外，抓捕犯罪分子177万人；劳动教养32.1万人；判处死刑者，陆陆续续超过3万人。
3万人！
那意味着在三年时间里，平均每天有近30人被判处死刑。那个数字，放在人类司法史上，也是罕见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严打之严厉，几乎没有徇私情者。很多国家高层的孩子都受到了处罚。
如，朱国华被判死刑，从一审到二审仅用了3天；陈小蒙和胡晓阳以流氓罪被枪毙；牛玉强，因打架斗殴被判死缓。
通过一系列高强度的手法，我国的治安环境一下子优化了很多，严打卓有成效，数据显示：
1984年，全国刑事案件数量下降37%。
刑事案件发案率从1981年的万分之八点九，降至1984年的万分之五点一。
街头上的混混消失了，女青年敢在晚上出门了，公然调戏妇女的现象绝迹。
对此，老百姓普遍反映：“自从严打过后，社会治安就好了不少。”
从宏观上看，严打确实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。要是没有那场风暴，80年代中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稳定，几乎无从谈起。
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，严打在取得积极的一面时，也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因当时为了效率，死刑核准权下放基层，导致程序严重违规，也早就了不少冤假错案。
另外，“严打”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正在恢复和重建的法治精神。
其“运动式”的治理方式也引发了后世对程序正义的思考。
还有，严打看似立竿见影，但多少有些饮鸩止渴的意味，效果难以持久。
有研究指出，“严打”的震慑效果在几年后便开始减弱，犯罪率出现了反弹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谁都没有长前后眼，特别时期特别对待，集中力量解决当下问题和解决最直观的矛盾，这一点是没有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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